零度容忍

零度容忍

作者：贾冬婷

来源：《视野》2007年第07期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人生轨迹一路顺遂，这次飞跃更是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

“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停上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No.1。”陈静在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论坛上回忆。

最初来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据她的同学形容，陈静“似乎有点内向，不怎么表达观点，也很少见她和人长时间聊天”。总体上，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很突出，但平时学习特别用功，一直以来成绩也还不错。 “理所当然”的行贿

2006年末，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考试。这门课是两门博士生必修课之一，而考试结果也证明了“挑战”这一点，4个题目不少人只会做其中一道。 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在城大，这笔研究生奖学金大约是每月1.2万港元，但学生的学术表现必须符合校方要求的平均点。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

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占她一个月奖学金的绝大部分。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 1万港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除立即要开始服刑外，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也将被记入抹不去的污点。

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犯本案”。 戴晖辉回忆，当时他在办公室的信箱里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即将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港元是为“感谢帮忙”。接着，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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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当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的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

先汇钱，再等着收货……从整个过程看，陈静是非常熟稔行贿这套程序的。

陈静2006年7月份刚毕业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不愿谈起这个让他们“丢人”的学生。城大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5—2006年度该校共有481名非本地生，其中 252人为研究生。

教授“别无选择”

“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我却不知„非‟在何处。”戴晖辉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教授都会作同样处理。”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从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据悉，近几年他经常协助城大到内地招生。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在廉署要求下，戴晖辉发出电邮相约送钱者见面。身上装了录音器的戴晖辉抵达约定地点，他说，“到最后一刻才知行贿者是谁”。

戴晖辉说，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但老师没有处理犯罪的权力，那是执法者的责任。”

“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戴晖辉表示，作为内地学生，有可能受到法律差异、学术氛围差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内地大学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学校内部通报、处分等，但身在，就应该严格遵守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

在廉政公署网页上，人们可以看到一辑新的宣传广告：“举报贪污，不吐不快”，因为“知道如不讲出来，只会令贪污势力不断膨胀”。廉署不断推出新广告，在媒体上、社区中滚动宣传，由此形成的反腐意识也是戴晖辉近乎“条件反射”般举报的一个注脚。 （杜小春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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