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的政党认同及其对大选的影响

刘亚琼

（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选后，美国青年爆发了“反特朗普”的街头运动，这与其政党认同的代际特点十分相关。当前，美国青年更多地偏向民主党，一是青年中少数族裔比重上升，民主党更擅于保护少数族裔的权益；二是青年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增加，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不过，青年较低的投票率会缩小政党偏好向选票的转化，而候选人偏好也会影响青年的投票选择。

[关键词]千禧一代；政党认同；美国大选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017）01-0103-07

2016年11月8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数十个地区爆发了“反特朗普”的街头运动。参与示威的主要群体是美国的年轻人，包括许多大学生和高中生。究其原因，美国青年的政党认同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美国千禧一代的政党认同现状

美国的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年之后，与中国的“80后”和“90后”属于同时代的人。其中“80后”被称为“大千禧一代”，“90后”被称为“小千禧一代”。在2016年的大选中，千禧一代的美国选民从18岁到35岁，是美国选民中最年轻的，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数据，约占美国选民的30%。在2016年大选中，比千禧一代年龄大的有四个代际：36岁到51岁的人属于X一代（生于1965—1980年），约占美国选民的27%；52岁到70岁的属于婴儿潮一代（生于1946—19年），约占30%；71岁到88岁的属于沉默一代（生于1928—1945年），约占11%；岁及以上的属于伟大的一代（生于1928年之前），仅占2%。[1]与2008年和2016年的美国大选相比，2016年大量千禧一代成年，人口比例上升，重要性也随之提高。

根据CNN电视台对24558位选民进行的出口民调，美国18-29岁的青年55%支持希拉里，36%支持特朗普，在各个代际中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最低。[2]根据皮尤研究中心1992年到2016年的统计，美国4

[收稿日期] 2017-01-07

本文系财经大学青年教师发展基金“中美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JJ1534。[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刘亚琼，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少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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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际的政党认同有明显的代际差异。

第一，千禧一代的民主党认同高于其他三个代际。从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最新数据来看，从年老代际到年轻代际，民主党及其倾向者的比依次递增，由沉默一代的40%，到婴儿潮一代的45%，X一代的48%，最高的是千禧一代，为57%。[3]

第二，近十余年，千禧一代的民主党偏好比较稳定。在1992年到2016年这15年中，前三个代际的政党认同存在一定的波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党认同高于共和党认同，但是两党认同存在过交叉。然而，千禧一代的支持和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超过50%）一直遥遥领先共和党（仅为30%多）。

第三，千禧一代政党中立比例较高。在2016年，千禧一代政党中立的比例达到41%，高于X一代（36%）、婴儿潮一代（30%）和沉默的一代（23%）。中间选民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是政治冷漠者，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获得的政治信息较少，经常放弃投票。第二种人对于两党均有不满，认为两党都不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或观念。他们投票没有稳定性，有时不参与投票，有时在两党候选人中游离或支持两党之外的候选人。第三种人认为没有政党倾向的理性选择者是最好的选民，但是其内心中依然可能具有政党偏好。

二、美国千禧一代偏向民主党的原因分析

政党认同有长期和短期的不同原因。从长期来看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相信政党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是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在群体利益方面，千禧一代的种族最为多样化，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比例上升，而少数族裔比较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千禧一代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高于其他代际，而自由主义与民主党意识形态更为贴近。另外，从短期方面来看，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评价、对候选人的评价和政党动员能力等都会影响政党认同。

（一）群体利益导向：少数族裔增加有利于民主党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统计，美国的少数族裔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千禧一代中的白人占比仅有57%，少于X一代（61%）、婴儿潮一代（72%）和沉默的一代（78%）。与白人比例大幅下降之相反，拉丁裔的比例上涨非常迅猛，从沉默一代的8%，上涨到千禧一代的21%，可见拉丁裔已经成了美国年轻选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也从沉默一代的8%上涨到了千禧一代的13%。此外，千禧一代中还有6%是亚裔，3%是其他族裔。[4]少数族裔的增加，对民主党来说更为有利。虽然说，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共和党支持废奴，而南方的民主党维护种植园主的利益，反对废奴。但是，进入20世纪，少数族裔逐渐成了民主党的支持者。

首先，非洲裔美国人倾心于民主党帮助弱势群体和种族平等的。在经济上，民主党重视社会福利和机会平等，对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非洲裔比较有利。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大萧条，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提出了“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的社会”计划，通过增加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来减少贫困。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民主党主张给予非洲裔平等的投票权，减少社会上的种族歧视。2008年和2012年，民主党推出非洲裔候选人奥巴马参选总统，极大地促进了非洲裔参与投票并且支持民主党的热情。

其次，拉丁裔美国人偏好民主党的移民。拉丁裔包括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移民，主要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与非洲裔美国人相似，很多拉丁裔美国人由于经济上的劣势，以及民主党在民权运动中支持种族平等而认同民主党。民主党支持校园中的西班牙语项目，在移民问题上相对宽松，也是拉丁裔支持民主党的重要原因。相反，共和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在移民问题上态度强硬，认为非法移民带来了犯罪、毒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甚至提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修“长城”，把墨西哥非法移民阻挡在美国之外，引发了许多拉丁裔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群体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比如由于亲缘形成的群体（宗族）、地域形成的群体（老乡）、职业形成的群体（教师、医生、）等。有的群体是生理特征决定的，比如老年人、非洲裔、女性等，还有许多群体是难以直接辨别的，比如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如果把前者看作是原生群体，那么后者就是次生群体。认同原生群体十分自然，不过以群体利益作为政党认同的标准，需要有明确的群体利益意识。而加入次生群体是自我选择或者受他人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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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体之外到群体之内存在着一个“群体认同”的过程。

当前，美国的白人和少数族裔在政党认同上有明显的群体特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到2016年的调查数据，美国选民对于共和党的偏好从2008年的39%到2016年的44%，上升了5％。然而，如果将各个族群分开统计，则结果大相径庭。在此次调查中，美国的白人选民从总体上一直比较偏好共和党，其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支持度，从2008年的46%比44%，2012年的52%比40%，上升到2016年的%比39%。而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则大幅度偏好民主党。2016年，这3个族裔对民主党的偏好，分别达到了87%、63%、66%，大大高出了美国选民的平均值48%。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对民主党的偏好相对稳定，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这三次调查中，波动仅为1%。[5]政党偏好也反映到了2016年大选中，根据CNN针对24558位选民的出口民调，18-29岁的非洲裔美国人，85%支持希拉里，9%支持特朗普；18-29岁的拉丁裔美国人，68%支持希拉里，26%支持特朗普。[6]

（二）意识形态导向：千禧一代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增加

千禧一代对民主党的偏好，不仅仅是因为千禧一代少数族裔的比例增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1992年到2006年的调查数据，在控制了种族因素后，千禧一代对民主党的认同依然高于其他3个代际。在2016年，千禧一代中的白人选民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偏好比例，均为47%。其对民主党的支持度（47%）高于X一代的白人（38%）、婴儿潮的白人（37%）和沉默一代的白人（35%）。[7]因此，千禧一代的民主党认同度较高，除了族群因素还有别的原因，而意识形态变迁是一个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总结了人们对政治世界的总体观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保守主义在右，自由主义在左。但是如果放在政治光谱中，社会主义在两者的左边。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赞同有限，认为办企业是社会主义的行为。在欧洲很多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是有市场的。英国有三大政党：保守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而美国却没有意识形态较左的工党。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从整体上来说，美国是一个右派国家。这与美国工人阶级较少很有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约有30%的人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伴随大量企业在海外进行生产加工，现在工人的比例下降到了10%左右。票源大量缩减，工会的实力不断削弱，因此，美国难以有实力强大的左派政党出现。但是，在美国内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见还是有区别的。

在经济方面，美国保守主义信奉小，希望用“看不见的手”来经济，认为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的问题主要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来解决。20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里根有一句名言：不是问题的解决者，就是问题本身。美国自由派的经济思想是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改革，又被称为进步主义，他们认为对经济的宏观有积极作用，有责任帮助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方面，保守主义支持教道德和美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认为美国移民影响了美国价值观，因此在移民问题上相对强硬。而自由主义重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权，反对干预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认为应该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对移民的看法相对正面。

民众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并不完全保持一致，所以保守主义大致有两派：一派是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兴趣在于小和低税收。另一派是保卫20世纪60年代备受攻击的社会价值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可能属于中下收入群体，文化上保守但支持罗斯福大多数的新政。这一群体在总统大选

[8]

中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以表达文化价值观，但在国会选举（直到1994年）投票给民主党，以保护经济利益。虽然保守派内部并不统一，但是在反对自由派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共和党的网站上，还可以看见他们的统一的纲领。而自由主义内部就更加，支持经济上增加对弱势群体援助的人，不一定支持社会上的减少约束。正因为如此，保守主义者利用20世纪60年始的“文化战争”——种族、家庭、放纵、犯罪等议题，了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民主党“新政联盟”。

总体而言，美国共和党偏向保守主义，民主党偏向自由主义，但不能绝对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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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国内外形势和政党支持者的经济基础有密切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见和选民基础都发生过较大的变化。比如，在19世纪60年代南方奴隶主支持的民主党是反对废奴的，北方工商业支持的共和党支持废奴；而现在民主党因为支持福利获得大量黑人支持，与历史恰恰相反。美国建国初期的共和党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支持关税保护；而今美国拥有强大的工商业，共和党支持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反对关税保护。

当前共和党继承的保守主义思想主要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以里根为首的共和党人宣扬州权利、低税收、传统价值观。其经济主要偏向于有钱人和利益集团。简而言之，共和党开源的方法是通过减税，以自由市场经济刺激经济；节流的方法是缩减社会福利，比如反对奥巴马的医保计划。在社会方面，里根宣扬平民论——敌视大、反对堕胎、支持在学校祈祷布道、呼吁爱国主义。另外，共和党反对为同性恋婚姻立法，对移民的措施比较严格。随着共和党不断向右推进，南方很多保守人士进而更加支持共和党。共和党意识形态走向保守，使得他的群众基础不如民主党广，但是其支持者的热情和团结度比较高，而对政党支持的热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投票率。

民主党采纳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主张干预经济，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简而言之，民主党开源的方法是增加富裕阶层的税收，节流的办法是减少国防预算等。在社会方面，民主党对社会多样性持有宽容的态度和，奥巴马在2014年想要推动移民法案的改革，让更多的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民主党的民众基础是相对分散的，包括自由派、中间分子、劳工、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观念的分歧，各种力量之间存在着裂痕。这种不统一造成了民主党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给政治宣传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民主党更擅长从经济，而并非纯意识形态方面入手进行政治宣传。

由于两党的意识形态不同，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美国人当前的意识形态总体上偏保守主义，但是千禧一代则不然。从经济方面来说，2008年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次贷危机，影响了千禧一代的就业率；与此同时，千禧一代助学贷款比例较高，使得青年人的经济压力更大，因此，千禧一代对影响经济的接受度高于其他代际。从社会方面来说，千禧一代成长于美国社会最为多元宽容的时期，传统的教价值观对千禧一代的影响减弱。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从2007年到2014年，在宗教方面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比例，四代人均有所上升。而且，越年轻的代际，宗教疏离的比例基数越大，且增长越快。比如，从2007年到2014年，沉默一代的宗教疏离比例从9%上升到11%，婴儿潮一代从14%上升到17%，X一代从19%上升到23%，而大千禧一代（即“80后”）从25%上升到34%，小千禧一代（出生于1990年到1996年）在2014年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6%。[9]宗教疏离者的意识形态未必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其与自由主义更加接近，政党倾向选主党的比例也更高。

综合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当前千禧一代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倾向高于其他代际。从2001年到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千禧一代是唯一的更加认同自由主义的代际。千禧一代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为31%，在各个代际中最高（X一代24%，婴儿潮一代21%，沉默一代18%）。千禧一代认同保守主义的比例为26%，在各个代际中最低（X一代35%，婴儿潮一代41%，沉默一代45%）。[10]

三、美国千禧一代政党认同对大选的影响

在美国大选的投票中，政党认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指标。不过，不是所有人都会出来投票，政党认同转化为选票必须要考虑不同群体的投票率问题。此外，政党认同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因素，候选人及其议题偏好与政党认同会有交叉影响。

（一）低投票率减少了政党认同向投票行为的转化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大嘴”特朗普的节节胜利可以说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在其最初参与竞选的时候，很多专业人士都不把特朗普视为“严肃的”参选人。一方面是因为这位曾经从事电视真人秀的地产大亨没有任何的从政经验；另一方面是他行为乖张，口无遮拦，经常说一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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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正确的话。在竞选初期的各种民调中，讨厌特朗普的比例非常高，然而，他却在共和党初选的10多位候选人中异军突起，不仅让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早早退选，还战胜了两位强劲的竞争对手泰德·克鲁兹和马可·鲁比奥，并且最终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

美国学界对于投票的影响因素，有4个专业角度的分析。第一，社会学角度，认为民众的投票倾向与其社会经济资源相关。在美国，高学历、富有、年龄大、政党认同度高的人投票率较高。这是经过统计揭示的社会现象，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心理学角度，认为对选举兴趣高、关注选举结果、政治效能感高、公民责任感强的人，更有可能投票。第三，经济学角度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是否参与投票取决于投票带来的利益和损失的比较。安东尼·当斯认为，投票净收益等于，自己偏好的候选人当选的潜在利益，乘以自己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减去投票的代价。第四，政治学角度，认为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对投票率有影响。选民注册制度比直接投票，两党制、单一选区、胜者全得制度比多党制、全国大选区和比例代表制，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比两者统一，都可能出现较低的投票率。[11]由此可见，政治认同不一定会转化成为政治行为，并非百分之百可以转化为选票。

评估一个群体在大选中对政党的重要性，最终还是落实在选票的多少上。因此，要考虑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一，这个群体的规模；第二，这个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差异性；第三，这个群体成员的投票率。当前，千禧一代（18岁到35岁）约占美国选民的30%，从规模上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是，从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上来说，富有的人、学历高的人、年纪大的人一般情况下比穷人、学历低的人和年轻的人有更高的投票率。因此，美国青年的政党认同和候选人偏好，转化为实际选票的时候可能会有缩水。但是，这不意味着不能增加对青年人的政治动员，提高这个群体的投票率。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创造了历史，也激发了美国青年群体的投票率。美国千禧一代中的拉丁裔美国人比例已经上升到21%，是仅次于白人的重要族群。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拉丁裔认同和偏好民主党的达到63%，认同和支持共和党的仅27%。[12]看上去，拉丁裔会成为民主党的一个稳定的票仓，然而，拉丁裔选民中有多种不同的群体。比如，墨西哥裔、古巴裔、巴西裔之间是有差异的，出生于拉美的拉丁裔美国人一代和出生于美国本土的拉丁裔，其观念也是有差别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很强硬。特朗普曾表示，要把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遣返回国，并夸张地表示，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隔离墙。特朗普的言论，让许多第一代拉丁裔美国人很反感，因为他们移民美国的过程可能很艰辛，家中还有未能移民美国的亲戚。然而，对于土生土长的拉丁裔美国人后代，移民早已不再是问题，非法移民可能还会以更低的价格，抢占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对特朗普言论的态度可能更宽容。根据盖洛普民调中心2016年6月7日到7月1日，对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3270位18岁以上的拉丁裔美国人的随机调查，拉丁裔美国人非常喜欢和喜欢希拉里的人占65%，非常喜欢和喜欢特朗普的人仅占21%。然而，出生在美国的拉丁裔比出生于美国之外的拉丁裔对特朗普的反感较少。在此次调查中，美国之外出生的拉丁裔偏好希拉里的比例达到87%，偏好特朗普的仅为13%；而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有43%支持希拉里，29%支持特朗普。如果这两个群体的投票率一致，那么，不会影响该群体总体的情况。但是，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比非美国出生的拉丁裔，进行大选前注册登记的比例要高得多。在此次盖洛普民调中，美国出生的拉丁裔选民，已经登记的达到87%，想去登记的有8%，不太想和完全不想注册的人仅为5%。而非美国出生的拉丁裔，仅有28%进行登记，想去注册的有27%，而不太想和完全不想注册的人达到了45%。[13]大选投票必须要先进行登记，非美国出生拉丁裔的低登记比例意味着低投票率，低投票率意味着群体的偏好在选票上不会被充分表达。因此，拉丁裔对特朗普的反感态度，在投票结果上会缩小。

（二）候选人偏好影响政党认同向投票行为的转化

虽然政党认同是投票的重要指标，但是不是所有的选民都是政党投票的机器，选民们投票的原因除了政党偏好之外，候选人偏好和议题偏好也很重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电视等大众传媒的逐渐普及和募款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政党组织不再是唯一有力的辅选方。候选人越来越器重富有民调和大众传媒经验的竞选团队，把自己的优势和政见直接传达给选民。这也意味着政党对候选人控制力的减弱，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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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可以不再对政党亦步亦趋，这也为候选人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政见存在弹性空间创造了条件。

候选人的个人特点和经历会影响选情。美国选民考察候选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道德和性格因素，比如是否诚实、有责任感、信教、和善、顾家等。第二，个人能力因素，包括领导力、聪明睿智、团结的能力、演讲辩论能力等。第三，个人履历因素，包括在部门担任过什么职位，是否参过军以及其他的工作经历等。第四，个人意识形态和支持的政见，这个一方面可以从他的党派做基本面的判断，另一方面可以从候选人过去的讲话和支持的议案中间找到线索。而学者对于总统的研究更为细致。比如费雷德·格林斯坦会关注总统的多项特质：与公众进行沟通的能力（外显特质），组织能力（高效调动下属、安排工作的内部运行能力），政治技巧，政治远见，认知风格（处理大量建言和信息的能力），情商（驾驭自己情绪、将其用于建设性目的的能力）。[14]

候选人自我定位的意识形态和政见偏好要考虑4个方面因素：自己的态度、党派的立场、利益集团的诉求和选民的偏好。这4个因素第一个是内因，后面3个是外因，在不同的条件下，其影响能力是不同的。第一，候选人的意识形态对于候选人自己的重要性不同。正如在伦理学中，道义论以是否符合道义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而功利主义以个人或者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评判标准，有人对自己认同的意识形态非常坚持，而有的人为了获得支持、成功当选，在宣传中会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第二，政党意识形态对于候选人的黏性，与政党的力量很有关系。在大众传媒兴盛之前，大选候选人的提名权会受到政党大佬的左右，而竞选工作需要紧密依靠地方政党组织，候选人不可能单匹马地应战。因此，候选人会紧密地与政党联合起来，从政党获得大量资源。但是，在电视等传媒兴盛，而政党候选人也难以控制提名权的时候，竞选就越来越走向以候选人为中心。特朗普的政见与共和党主流派相左，但是对于他的异军突起，共和党大佬们也无可奈何。第三，利益集团是候选人在资金筹措等方面重要的支持者，很多资本家都愿意在竞选中押宝，以便候选人当选后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候选人与其主要的支持者意识形态相悖，这些利益集团很可能放弃该候选人，另外选择其利益代表，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但是，对于大量自筹经费的富豪特朗普，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大为缩小。第四，选民偏好的作用越来越关键。很多候选人团队利用调查等手段，推测当时的主流，然后调整候选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以争取最多选民的认同，从而获得最多的选票。在“政治营销”理论的推动下，候选人与的关系，从引导转变成了顺应。

一般来说，政党认同越低的人，候选人个人因素对其投票的影响越大。选民即便对政党产生认同，也不代表喜欢政党内所有的政治人物。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两党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都非常富有争议。2016年10月，特朗普2005年参加《走进好莱坞》电视节目录制时，与主持人的聊天录音被《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自夸试图与已婚妇女发生关系，下车后要去亲吻女主持人等。而后，多位女性用网络视频，公布特朗普曾对自己进行性骚扰。这个事件明显触及了道德底线，引发了许多民众的反感，共和党内多位高层人士也发表声明，与特朗普划清界线。因此，特朗普的支持率与希拉里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然而，希拉里也并不轻松。10月底，FBI科米称掌握最新证据，宣布重启针对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调查，对希拉里涉嫌泄露和不诚信的指责，对其选情造成负面影响。青年虽然是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与性别、种族、经济阶层、行业等多个群体交叉，如果不同的群体对候选人产生不同观感，会对青年人产生交叉影响，影响他们的投票偏好。

不过，政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选民的候选人偏好。一方面，政党认同越高的人，越容易支持与政党意识形态接近的候选人。另一方面，政党认同度高的人，有可能习惯于从偏向本党的媒体获取信息，从而对本党候选人的看法更加正面。参考文献:

[1][4][9] Carroll Doherty. The Whys and Hows of Generations Research[EB/OL].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9-3.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5/09/03/the-whys-and-hows-of-generations-research/

[2][6] Exit polls[EB/OL]. CNN politics. 2016-11-23.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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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12] Carroll Doherty.The Parties on the Eve of the 2016 Election: Two Coalitions, Moving Further Apart [EB/OL].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9-13.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9/13/the-parties-on-the-eve-of-the-2016-election-two-coalitions-moving-further-apart/

[8]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M］.赵晓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

[10] Paul Taylor.Millennials in Adulthood: Detached from Institutions, Networked with Friends[EB/OL].Pew Research Center. 2014-3-7.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3/07/millennials-in-adulthood.

[11] David Hill, American voter turnout: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6: 7.

[13] Justin McCarthy. Clinton Hispanic Advantage Smaller Among U.S.-Born Hispanics[EB/OL]. Gallup. 2016-8-26. http://www.gallup.com/poll/195146/clinton-hispanic-advantage-smaller-among-born-hispanics.aspx, 2016-08-26.

[14]费雷德·格林斯坦.总统风格：从罗斯福到奥巴马[M].李永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

Party Identification of American Youth and Its Impact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Liu Yaqio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fter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rump won the election, American youth broke out the “anti-Trump” street movement,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arty identification. At present,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U.S. tend to like the Democratic Party. First of all, it is because the minority of the young people grew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better at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ies. Secondly, more young people agree with liberal ideas and it is the same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However, the lower voter turnout reduced the conversion of the party’s preference to the votes. Besides, the preference of candidates also affects the voting choices of the youth.

Key words: Millennials; Party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责任编辑　杨　毅　　

（上接第22页）

Confucius’ Critical Thinking Quali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Tian Huay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Critical think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ound personality,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e ability. It involves critical thinking consciousness, skill and quality. Confucius didn’t study critical thinking, but the im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activities enrich the qua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including not only the thinking consciousness and quality such as independent and creative thin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mission sense and thinking practice, broad and inclusive spirit realm and open thinking, thinking principle and thinking of legitimacy, self-reflection and self-regulation, but also the dialectical logic and formal logic thinking art. Confucius’s qua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n improving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quality of thinking and good thinking skills, correct cognition to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concept, political principle, legal principle and moral principle,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Confucius; Qua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责任编辑　曾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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